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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dianping   帅哥  2006-8-30
  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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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穷富翁大作战》:香港真人秀带动富帮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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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日出入豪宅的富人们,在节目中不得不住进简陋的板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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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名富人参与《穷富翁大作战》节目后,各自利用业界专长与知识推出扶贫项目,左起:伍经衡、廖伟芬、陈彦琳、黄杰龙。

《穷富翁大作战》是香港电台(RTHK)的一档真人秀节目。制作组请来上市公司总裁、年轻专业人士、靓丽的模特,体验约一个星期的贫穷生活。他们不得不尝试干苦力、睡板房,甚至露宿街头。

RTHK制作这样的节目,并不是为了挖苦富人取乐,而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。

有钱人走进贫民窟

参与香港电台真人秀节目《穷富翁大作战》拍摄的一天,黄杰龙为了节省车费走路回家,恰巧在旺角看到一家餐厅正在发放已经由好心人付过钱的盒饭。这位养尊处优的香港连锁餐厅老板走上前,领了一份免费的晚餐。他发现,“原来在香港大约有10家餐厅在提供类似的服务”。

参加节目拍摄的4天时间里,这位生活优越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二代企业家成了超市的小工,每天收入仅50港元(约合39元人民币),只能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。

“公寓被分成5个隔间,没有柜子、风扇,也没有电视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劳作一整天、筋疲力尽后,甚至没法得到充分的休息。”他告诉香港《南华早报》,“幸运的是,我到的那天,有位女士借给我一台风扇。那天是我的生日,这台风扇是最好的礼物,我可以在流通的空气中睡觉了。”

节目组如此安排,并不是为了挖苦富人取乐,而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。

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,香港的贫富悬殊居亚洲第一。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亦表示,2012年,该地区的贫穷状况正在恶化,贫困人口上升至126万,为历来最高数字。几十年来,原本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慢慢发展成M型——富者愈富,贫者愈贫,中间的中产者出现“塌陷”。

虽然有人对节目嗤之以鼻,批评它只不过是一场政治秀,但《穷富翁大作战》还是成功推动部分商界人士关注贫穷问题。

对于黄杰龙来说,体会是切身的。最近他发现自己餐厅的员工躲在角落睡觉时,就比以往宽容了许多——“过去,我肯定会非常生气,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的艰难。”他在顾客看不到的地方专门设置了一个区域,允许困倦的餐厅员工小睡片刻。

黄杰龙承认节目改变了自己的视野。这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,“虽然没有在4天的拍摄后变成共产主义者,但至少已经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板”。

前投资银行家、现烹饪导师陈彦琳则在节目中,与低收入家庭共同体验了在临时住房里的生活。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小孩的饮食起居,还要到酒店上班。酒店每天丢弃的大量食物,让她对浪费有了更深入的反思。

“香港是美食天堂,但食物分配不均,以前我觉得厨馀是环保问题,现在认为珍惜食物是舌尖上的责任,享有食物是舌尖上的权利。”她告诉香港《大公报》。

前建筑师、现在经营连锁咖啡厅的廖伟芬,也与住在临时住房的一家人共同度过了几个夜晚。

“住在那里的人没有永久性的居所,他们不知道下一个打击非法建筑行动的目标是否就是自己。”她说,“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,因为随时可能被迫搬出去。我的邻居不敢要孩子,因为他们的未来是一团迷雾。”

“让富人像下层阶级那样生活,能让观众从细节上理解贫困意味着什么,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绝望,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。贫困意味着度日艰难,没有出路。”节目监制王禄霞告诉《南华早报》。

从体会“穷滋味”到解决“穷问题”

一天,有钱有闲的全职太太茜茜被女儿问了一个问题:“穷”字应该怎么写。

对于大部分物质富裕的香港人而言,贫穷是件听闻多于感受的事,更何况茜茜的女儿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,父亲是银行高管,她在九龙最贵的国际学校读书,讲英文比中文还流利。

茜茜一笔一划地向女儿解释:“穷字是上面一间屋,屋下一个身,身子还得弓着,连睡觉也不能把身体伸直。”这是有钱人茜茜对于贫穷的想象。

为了体会真实的“穷滋味”,茜茜决定参加《穷富翁大作战》,去茶餐厅打工。几天时间,她“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”,累得死去活来却毫无办法,因为“穷人是没得选择的”。

2009年,《穷富翁大作战》第一季在香港播出,参加者非富即贵,却得交出所有的现金、信用卡,感受真实的赤贫生活。殊不知,一开始,为了寻找合适的人选出镜,节目组耗费了近半年时间,因为大部分有钱人不愿意抛头露面,担心被绑架,担心公众形象受损,甚至背上政治作秀的黑锅。

但到现在,《穷富翁大作战》已成功播出了三季,共有16名富人及他们的亲属参与其中。在2011年的第二季节目中,富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:贫富到底由谁决定?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,是懒惰,还是命中注定?

在奶茶店打工的名流之后周国丰,一连几个小时打仗似地调奶茶,偏头痛发作,思维都停滞了,“像齿轮在转,看不到任何前途”。扫大街的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发现,自己只能考虑下一顿饭怎么解决,已无力计划将来如何。在贫富强弱悬殊的情况下,弱者只会越来越弱,单有斗志没什么用。

更严峻的现实是,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培养孩子,贫穷就像世袭般遗传到下一代,“跨代贫穷”开始成为香港的关键词。

茜茜的女儿从小就坐飞机环游世界,贫民窟的孩子却连香港的地铁都不会搭乘。“如果他们在跑100米比赛,相信我女儿的起跑线超前他们200米。”她感慨道。

到第二季节目的最后,富人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最悲观的第三个答案——命中注定,因为贫困的生活只能“将铅笔越创越短,而不是越创越尖”。

于是,在2013年播出的第三季中,该节目第一次“突破前两季着重体验贫穷的范畴,要求参与者多走一步,提出改善方案”。

“每个人能力有限,但团结起来,就拥有很大力量”

经营30多家餐厅、每年营业额达10亿港元(约合7.8亿元人民币)的黄杰龙,利用自己在食品行业的经验,打算建立起一个平台,连接有同情心的餐馆老板和市民,为穷人提供免费的食物。他旗下的天水围食肆则与天水围社区发展阵线合作,每天捐出100个盒饭。

“依据自己在餐饮业的经验,我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平台,餐馆将食物折价卖给希望伸出援助之手的市民。节目播出后,我收到了100个人的要求,他们可以提前为这些饭菜付钱。香港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少,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提供帮助。”黄杰龙告诉《南华早报》。

补习天王伍经衡深信上大学可能是改变跨代贫穷的不二法门,但贫困的孩子因为英语水平糟糕而面对巨大的劣势。为此,他打算在2014年1~2月推出8堂免费课程,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升应试技巧,拥有通向大学校门的敲门砖,目前伍经衡已经在寻找场地。《大公报》称,如果成效显著,他会继续这一行动。

拍摄结束后,廖伟芬聚集起一群建筑师朋友,到访贫困者家中,试图帮助他们将狭小的空间最大化地利用。她计划一个月举行一次聚会,邀请6位建筑师参加,尽管小隔间的平面空间受到约束,但建筑师可以通过光源和装饰,帮他们更好地安排生活空间。“日本的胶囊旅馆并不比鞋盒大太多,依然可以看起来整洁卫生”。

最后一集节目中,14名主要参与者中的7人聚集在一起吃饭,讨论自己的体验和开展进一步扶贫计划的想法。黄杰龙表示,14个人虽然不能改变世界,但希望他们的经验可以鼓励公众更多地关注穷人,帮助穷人。

“每个人的能力有限,但团结起来,就拥有很大的力量,可以改变穷人的生活。”黄杰龙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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